上市公司、央企等上游大型原材料供应企业的十万吨、百万吨级产能不断上马，让业内普遍相信，供应会逐渐回归理性。2020年4月，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当地人用可降解塑料薄膜覆盖种植辣椒、烟叶等作物。农膜因用量大又集中，被业内认为是可降解塑料的“用武之地”。
01生物可降解塑料“火”了
2020年上半年，几乎每周都有企业宣布投产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消息。顶着易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光环，生物可降解塑料减轻了传统塑料制品的负担。站在厨余垃圾桶前，拎着可降解塑料袋的市民，似乎可以告别分开塑料袋和残羹冷炙的“狼狈和尴尬”；新版“限塑令”压力之下，外卖和快递垃圾像是找到了“万全之策”。
02生物可降解塑料是风口?是噱头？还是危机？
2020年前4个月里，从开发出新材料到增加产能，从募集上亿元资金到新建项目、产业线，从与科研机构合作到地方政府引入相关企业……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没有影响到这个行业。
进入5月，老牌央企也来“凑热闹”。中石化宣布实现PBST、PBAT两种生物可降解塑料工业化生产，而在过去，中石化在材料领域主营的塑料业务与生物可降解塑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这是一个趋势，不会以石化企业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中石化也看到了限塑的趋势，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专家分析。
03从拒绝“洋垃圾”到新版“限塑令”
回溯生物可降解塑料在中国的历程，起起伏伏16年，基本上都受政策牵引。
2004年，可再生能源法草案和固废法（修订）草案通过，鼓励可降解塑料的推广应用。此后两年，国家发改委明确鼓励生物降解塑料的使用和推广，启动专项基金项目。政策推动下，一些企业应运而生，例如浙江海正生物就成立于2004年，初创就瞄准了“开发植物资源”的新材料。2008年，国务院颁布的首个“限塑令”开始实施，2009年，国家标准《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首次对可降解塑料餐具提出了指标要求。同时期，成立于1993年的金发科技，设立了完全生物降解材料多功能聚酯研发与生产基地。
但此后十年，行业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7年这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在国外，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倒逼垃圾出口国推出减塑措施，塑料替代品的国际市场开始繁荣。在国内，外卖垃圾被冠以“毁灭下一代”的坏名声，外卖和快递业遭遇了公关危机，纷纷研发绿色包材、上线“零餐具”功能。以可降解餐盒、餐筷、包装袋制品为主营产品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与此同时，颁布了十年的“限塑令”正在酝酿一场变革。2020年1月，新版“限塑令”出台，4月，新固废法修订通过，都明确提到了可降解塑料。新版“限塑令”更是提出了四个推广场景：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的可降解购物袋、生鲜产品可降解包装膜（袋）、餐饮外卖领域的可降解塑料袋以及可降解地膜。
地方政府也打响了禁塑发令枪。2020年12月，海南省将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塑料制品说“不”。其他省份如山东、河南等，也都提出了阶段目标。
全球已进入“禁塑时代”。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生物降解塑料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3年，全球生物降解塑料需求量将增长至55万吨，比2018年涨了1/3。